加盟世说新语，源于一个似乎很偶然的机缘。四月的一天，我去农博中心举办的一次人才招聘会碰运气。由于需要10块钱的入场费，我对这次招聘会的公益性产生了怀疑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，我终于平生第一次走进了招聘会的会场，并且一下子就被政法频道招聘讲坛节目编导的信息吸引住了，接下来很荣幸地认识了制片人李姐，并进行了愉快的交流。以后的事情，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了。

    我一向以知识分子自居，认为，知识分子未必是直接从事知识的创造活动，但是所从事的工作必须与知识相关，而且赋予知识某种神圣性，这是我被世说新语栏目吸引的原因。在我看来，理想的工作除了适当的闲暇和足够的收入以保证过一种体面的生活，最重要的就是将职业当作一种事业，将兴趣和谋生的手段统一起来。只有这样，才是一种纯粹的生活，也只有这样，才能对工作本身产生一种内在的激情和创造的冲动。这是一种理性的激情，或者说激情的理性。任何事，只有将二者结合，才能达到其最高的境界。为科学而科学，为艺术而艺术，爱因斯坦式的宇宙宗教，都是这种最高境界的典范。世说新语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，因而可以成为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所，这是她不同于其他电视栏目之处。

    讲坛节目是连接学术界和大众的桥梁。纯粹的学术要求尽可能的抛弃一切形式，求得那种赤裸裸的真理，相反的娱乐则力图远离任何形式的理性思辨，这两种活动的极端形式都可以得到一种歇斯底里的快感，在这种极端化的过程中可以无所不用其极，几乎无所顾忌。讲坛类电视节目，本质上不同于娱乐类节目，也不同于纯粹学术，认识到这两点对做好电视讲坛都是性命攸关的。这就像在走钢丝，两边都是无底深渊并且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，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。我们需要在实践中去锻炼我们的平衡术。

    从99年开播的《新青年》开始，讲坛类电视节目已经走过了八年的历程，其扛鼎之作《百家讲坛》也已经过了她的黄金岁月，这是否就意味着讲坛类节目已经日薄西山了呢？我不这样认为。恰恰相反，这只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。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论认为，出现于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期欧洲的沙龙和咖啡馆，是公共领域的雏形。之后的报纸和其他出版物，则进一步拓展了公共领域的空间。但随着现代社会的科层化，公共文化空间开始萎缩。公众知识分子逐渐消失，转化为“专家”。专家们在专业领域志得意满的时候，也就是公共文化逐渐贫乏衰落的时候。电视作为影响最为广泛的现代媒介之一，可以突破消费文化的桎梏，做出一些大胆的尝试，在公共文化空间的重建中有所作为。（参见）《透析“电视讲坛”现象》在这种时代背景下，我么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讲坛类节目是一种朝阳产业。是否能够成功，则取决于我们能否利用电视语言来言说知识。

    团体合作在电视节目制作中的重要性我早有耳闻。尤其是在筹备阶段，栏目的前途是个人前途的直接前提。创造力，不懈的努力和无私的合作，是我们成功的关键。